从帝汶岛上寄出的侨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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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周云水
在南太平洋的帝汶岛上，海风裹挟着咸湿的气息掠过椰林，却吹不散一代又一代粤籍华人心中那缕关于故土的牵挂。十几份泛黄的侨批、一方刻着祖籍的墓碑、一段口耳相传的家族往事，如同散落的珍珠，被岁月串成一条跨越山海的“乡愁链”——它一头系着广东蕉岭新铺镇南山下的青瓦白墙，一头牵着帝汶岛上华人社区的烟火日常。这些被岁月浸得发脆的纸页上，有毛笔字的顿挫，有邮票的残痕，有邮戳的模糊印记，更有游子对故土最炽热的牵挂。当我们历经周折抵达帝汶岛，循着微弱的线索，凭运气找到了这些侨批寄件人和收件人的后裔时，这些侨批便不再是简单的历史碎片——它们以最朴素的方式，诉说着离散者如何用一纸墨痕，在异国的土地上续写对故乡的深情。
在泛黄纸页间，一封家书穿越百年时光，向我们展开了一段细腻的往事。信笺上的毛笔字迹虽因岁月晕染而略显模糊，却仍能辨认出“家母大人谢氏安禀”的顶格敬语，以及“寄荷属帝汶沽邦吉发那奴毕，交陈保和先生，由新铺圩”的落款。信中提及“红色补丸”“万寿春熊射珠酯百草膏药”等药品，是故乡亲人为远在帝汶的游子寄去调养身体的客家中草药。“红色补丸”是旧时民间常见的补益类药物，“万寿春”是蕉岭当地的药铺名号——这些带着烟火气的细节，让侨批成为海外华人的“生命线”，更是他们的“情感档案”：当这些华工在种植园里挥汗如雨，或在码头搬运货物时，最记挂的莫过于家中父母是否安康、妻儿是否温饱。一封侨批，既是“寄钱回家”的经济纽带，更是“报平安、诉衷肠”的情感通道，让相隔万里的亲人“见字如面”。
展开剩余56%如果说侨批是“活的记忆”，那么帝汶岛上的华人墓碑，则是用石头镌刻的“永恒乡愁”。在我们顺着侨批封上的名字找到这位客家华侨的墓碑，看到仍有未燃尽的香烛，黑色大理石上刻着“中国广东蕉岭新铺南山下”的汉字，与右侧的“KANTON”（广州旧称）形成微妙呼应，而墓碑正中的“陈锌生 TAN SIN SENG”与侨批信笺上的抬头一模一样——这穿越百年时空的证据对接，无声地叙说着海外客家华侨异国他乡创业的辛酸故事。这些墓碑不仅是生命的终点，更是华人在异域扎根的“身份坐标”——他们或许因生存需要融入了新的文化，但刻在墓碑上的祖籍、姓氏、故乡地名，始终是他们确认“我是谁”“我从哪里来”的精神密码。
如果说侨批与墓碑是乡愁的“微观注脚”，那么帝汶岛上的华人社区，则是乡愁的“现实载体”。这座位于东南亚的小岛，因靠近生产香料的群岛，自古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。明清以降，随着潮汕地区“下南洋”移民潮的兴起，越来越多粤籍华人抵达帝汶。从林氏兄弟“住在印尼帝汶岛阿担布阿市”的家族记录，到“陈保和先生”等侨批收件人的代际传承，再到墓碑前梅州客家华侨陈氏后代延续的祭祀仪式，帝汶岛上的粤籍华人从未切断与祖籍地的联系。他们以“经商”和“行医”为主要职业，具有“跨国性”。这种跨国性，既源于当地殖民历史（帝汶曾先后被葡萄牙、荷兰、日本占领），也源于华侨的商业网络——他们利用帝汶的地理位置，将中国的商品（如瓷器、丝绸）运往东南亚，再将东南亚的特产（如香料、橡胶）运回中国。然而尽管身处异国，他们始终使用中文书写侨批，遵循传统书信格式（竖排、右起、称谓讲究）；他们保留着对“母亲”“父亲”“兄弟姐妹”的传统称谓，延续着家族伦理。这种“文化坚守”，正是侨批最珍贵的精神内核——它不仅是通信工具，更是文化传承的“基因链”。
当我合上这些泛黄的侨批，眼前仍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：帝汶岛的黄昏里，一位粤籍华人坐在简陋的木屋中，就着油灯写下“母亲大人福体痊好”；他将写好的信笺与攒下的银钱装入信封，贴上邮票，交给信局；信封上“陈保均先生收”的字迹歪歪扭扭，却饱含深情；几个月后，这封信跨越重洋，抵达粤东梅州的某个村落，被期待已久的家人颤抖着拆开……
他们被迫离开故土，却在异国的土地上以另一种方式“在场”：通过侨批，他们参与家乡的婚丧嫁娶、生老病死；通过文字，他们维系着与故乡的文化认同。
一纸侨批，万里乡愁。无论走得多远，故乡永远是我们的根；无论离得多远，乡愁永远是我们的魂。
（作者系客家文化研究学者）最靠谱股票配资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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